撤乡并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撤乡并镇已成为加快城镇化的“催化剂”，撤并后的乡镇机构“消肿减负”，有了集中精力办大事的基础。
经过2001年、2011年两次大规模撤并乡镇，陕西撤并乡镇330个，撤乡设镇210个，撤乡镇设街道办事处19个。撤乡并镇后，全省共有乡镇1224个，街道办事处194个。
那么，轻装上路的小镇能否兼顾效率与公平，让群众享受到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机构人员做减法，管理服务做加法，撤并之后的发展问题又该如何求解？
近日，记者来到陕南小镇筒车湾一探究竟。
陕西宁陕县城西部，有一个筒车湾镇，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耕地面积不足5410亩，常住人口只有5355人，折算每平方公里26人。当地人说得形象，筒车湾是“九山半水半分田”。
筒车湾镇于1996年由原五龙乡、筒车湾乡、油房坳乡合并而成，在随后的村组撤并中，先后将原有的16个行政村，精简至8个。可以说，撤乡并镇一直伴随着筒车湾镇的发展变化。
甜头
土地流转让农业得以规模化经营，第三产业的兴起培育“两栖农民”
提起龙王坪村的吴明喜，村镇上的人似乎都对他有所耳闻。村干部告诉记者，他是筒车湾镇林下经济的种植大户，很有经济头脑。
10年前，吴明喜便看中了猪苓的利好市场，但在那时，他只有半亩地，地块细碎化的现实让他根本不可能做大产业、形成规模。撤乡并镇后，他花钱租种同村的撂荒地，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种植面积，还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安排到自家地里干活，实现了土地流转与增加村民收入的互促双赢。
干部们替吴明喜算了一笔账：他们家10亩地，猪苓一斤70—110元左右，3年后猪苓成熟，按照最低价一斤70元卖，至少能挣70万元左右。除自己增收外，他每年给雇佣的村民发两三万元的工资，农民增收便多了一条途径。
在吴明喜的带动下，目前，该镇已有70多户进入猪苓、天麻等林下经济的种植行业。
包产到户，单打独斗，这样的传统种植模式弊端日渐突显。而撤乡并镇恰恰促进了土地流转新机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也让村民们品尝到了改革带来的甜头。
如果说吴明喜的创业仍未跨出依赖土地的传统模式，那么筒车湾镇越来越多的人步子迈得更远，开始了“两栖生活”。旅游发展的东风，让不少村民在“五一”到“十一”的旅游旺季来到筒车湾镇“上班”，平时则在自家地里干农活。
沿汶水河畔前往筒车湾镇中心的路旁，有一家名为文爱平的农家乐。店主就叫文爱平，今年29岁，和妻子一起经营这家不大的农家乐。上下三层的小楼集家住和经营为一体，一次只能容纳五六桌客人，年收入可达两三万元。
筒车湾镇党委书记贺海宁说，像文爱平这样的农家乐，全镇一共有27家。撤并后的乡镇有了新活力，筒车湾镇计划打造生态休闲旅游名镇，开发完成后，预计旺季每天接待参观人数1万—1.2万人，一年总收入达3亿元。以筒车湾漂流的旅游开发为依托，一场让周边村民充分参与经营、增收致富的“战役”即将打响。
难处
较落后地区容易“被平均”，乡镇管理半径扩大增加生活成本
撤乡并镇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却并非事事都能做到“齐步走”。
“有通村路，无通组路。”今年60岁的陈明逵，已经连任六届朱家沟村村支书。干了20多年村干部的他，对撤乡并镇深有感触。
大队变小队，小队的项目就会被“吞并”。陈明逵解释道：“因为3个村变1个村了，项目减少了一多半，修路、灌溉、通电的项目就辐射不到各个小组。我们村至今还有3个组不通路，这样会让本来就贫困的村民生活更加困难。”
目前，国家许多针对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都是以乡镇为对象，被撤并乡镇地区的投资机会随之丧失。撤乡并镇对人员机构做了“减法”，但与此同时，也让公共服务在无形中缩水。乡镇管辖面积扩大，增加了农民的办事难度和经济负担，公共服务匮乏、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成了“被平均”的对象。
海棠园村，就是这样一个“被平均”的例子。距离中心镇最远，还是镇上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村庄。
撤乡并镇以后，许多事都得去镇上办，也就越发不方便了。“到镇上至少有13公里的路，路费、餐费不说，要是碰到领导出门或者下乡，还得住一晚上，一趟的成本就得百元，这对我们靠山吃山的群众来讲，花费已经很高了。”被撤销乡镇的老镇长雷明星说。
这个困境，乡镇也意识到了，于是先后设立服务中心、维稳中心、办事处等机构，但效果仍待检验。
不能过度撤并，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贺海宁坦言：“现在撤并得刚刚好，再精简就有问题了，会导致基层政府的灵活性和机动性降低。”
从区域的特殊性讲，宁陕县许多乡镇都处于泥石流、滑坡点，一旦有灾害发生，在资源向中心镇倾斜的新体系内，信息能否及时传达、物资能否顺利运到都是问题。
从民风民情上讲，在中国农村，有开村民大会的习惯，傍晚一召集，村民们陆陆续续搬着凳子结伴而来，在轻松热闹的氛围中既完成工作，又密切了干群关系。而随着乡镇半径的扩大，村组的撤并，这样的场景却变得少见了。
在教育上，宁陕县民政局的安明友提到，如果再撤并，势必会造成一些生活能力较弱的孩子被迫去较远的学校读书，导致农村孩子上学成本增加，“上学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思路
不能只是乡镇名义上的变更，将以移民搬迁为契机解决遗留问题
撤并乡镇，减法做得迅速，却也滋生了乡镇如何撤并、人员如何分流、机构如何改革等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些坎儿跨不过去，即便做了减法，效率也未必增加。
“经过几番研究讨论，筒车湾镇实行竞聘上岗、提前退休、调整职务的办法进行人员分流，引入竞争机制，因职选人，让干部队伍精干起来。”贺海宁说。
这样的减法，带来了增效。雷明星回忆起当年开会的“阵容”：“没有合并之前，开个大会要一百五六十人，住宿难安排，经费也高。撤并之后，开会只要七八十人，工作效率更高，也方便管理了。”
老镇长回忆说，以前村干部都被戏称为“一包烟干部”，因为工资待遇低，平均一天只有7块钱，只够买一包烟。撤并之后精简了乡镇机构和公职人员，加之政策的保障，情况才稍有好转。
撤乡并镇，陕西走出了自己的路子。着眼于陕南地质条件较差、山体稳定性脆弱的特点，2011年7月1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实施办法（暂行）》。
《办法》要求，在陕南移民搬迁中，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一举措不仅主动尊重自然规律，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更成为了消除撤乡并镇后遗症的“解药”。
“并村不并户就没有实效！”贺海宁分析道，如果较为偏远的住户不搬迁，那么撤并的乡镇只是名义上的变更，百姓依旧分享不到改革的成果。
撤乡并镇要想加速起航，在发展壮大镇域经济、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外，还需把移民搬迁作为新抓手。二者结合方能达到撤乡并镇的真正目的，促进城镇化建设，让群众脱贫致富，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农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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