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林城镇天盛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曹雄健在大棚内采摘黄秋葵。近两年该农场获得当地政府专项农业补助资金300多万元。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中央财政始终把“三农”作为支出的重中之重。今年上半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无论是2018年37项财政重点强农惠农政策措施，还是将整合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等政策，都显示出中央财政强力支持的决心和用心
　　农民直接补贴、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支持农业结构调整、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共同实施的2018年财政重点强农惠农政策近期公布，包含八大类37项措施，显示出中央财政强力支持乡村振兴之决心和用心。与此同时，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也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做好2018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强调坚持将整合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创新改革逐步深化。2018年，财政惠农强农，更有力度和精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始终把‘三农’作为支出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拓宽投入渠道，健全政策体系，创新体制机制，强化资金管理，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完成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申学锋日前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更加注重产业和生态
　　立足产业和生态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
　　今年的预算报告指出，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各方面的投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今年一季度财政数据显示，农业、扶贫支出分别增长38.3%、58%。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在2018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共同实施的财政重点强农惠农政策中，就包含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多项举措。比如，深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施产业兴村强县行动，以镇为平台，引导带动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发展，加强农产品产地加工、包装、营销等，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展农业多功能性，发展休闲农业、智慧农业、农业文化产业，支持农业产业化，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记者注意到，在八大类37项强农惠农措施中，支持农业资源生态保护和面源污染防治的措施多达12项，包括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发展南方现代草地畜牧业、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渔业增殖放流和减船转产、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推广地膜清洁生产技术、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以及重金属污染耕地综合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更加充分地立足于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更加注重发挥乡村的主动性，以此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申学锋表示。
　　创新财政支农方式
　　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贷款贴息、设立产业发展基金等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河北省承德市注册成立了河北省第一家市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资本金2亿元，可撬动金融资本20亿元，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发展。同时，该市“政银企户保”资金池规模达到4.72亿元，撬动金融机构放贷15.77亿元，惠及2.6万贫困户。
　　“近年来，财政部门创新财政投入方式，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贷款贴息、设立产业发展基金等有效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撬动更多金融资本、社会资金支持‘三农’发展，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申学锋举例说，如先后组建了中国农垦产业发展基金、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责任公司等。
　　此外，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开始应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截至2018年3月末，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中农业领域项目有58个，投资额559亿元。
　　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发布的《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要求通过试点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整合试点于2016年启动，2017年推至全国832个贫困县。两年已累计整合各级涉农资金6064亿元，为贫困县精准扶贫提供了有力支撑。2017年12月底，国务院发布《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18年，实现农业发展领域行业内涉农专项转移支付的统筹整合。
　　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近期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18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强调坚持将整合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由试点贫困县根据年度脱贫任务及巩固脱贫成效需要，用好用足整合试点政策，实事求是确定年度计划整合资金规模，在“因需而整”的前提下做到“应整尽整”。
　　“审批权限下放有利于发挥基层政府了解自身实际需求的优势，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部分解决涉农资金管理中存在的条块分割、交叉重复、上下权责不匹配等问题，提高国家支农政策效果和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申学锋说，此外，进一步推动审批权下放，赋予地方必要的相机施策和统筹涉农资金的自主权，有利于提高项目决策的自主性和灵活度，激励地方积极主动作为。
　　财政部副部长胡静林此前表示，资金和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后，面对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贫困县在工作自主性大大增强的同时，资金管理的风险也相应骤增。因此，贫困县要重点做好“接”和“用”的文章，切实防止“乱作为”。
　　“最后一公里”更通畅
　　着重解决农技推广、农村金融服务、政策宣传、人才培养等问题
　　“农技推广、农村金融服务、政策宣传、人才培养是财政支农‘最后一公里’需要着重解决好的问题。”申学锋说，在部分地区，基层技术推广人员不足，有些人员知识结构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他建议加大对农技推广人才的培训力度，注重从农业院校引入优秀大学生充实基层队伍，并为他们的成长、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据了解，今年中央财政将支持实施意愿较高、完成任务好的农业县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创新，探索公益性与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展机制，允许农技人员开展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等增值服务并合理取酬。
　　在农村金融服务方面，申学锋建议运用财政贴息等政策，鼓励各商业银行结合农村发展情况，创新金融产品。
　　财政部农业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健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推进省级信贷担保机构向市县延伸，实现实质性运营。重点服务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小微企业。支持各地采取担保费补助、业务奖补等方式，加快做大农业信贷担保贷款规模。
　　“财政支农在各领域不断推进，工作提振了市场信心，释放了强烈的改革与发展信号。”申学锋说，应该注重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百姓宣讲最新政策，让更多老百姓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我国目前已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开展现代青年农场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干部示范培训，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万人。
　　申学锋认为，今后需进一步完善对职业农民的长效培养机制，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建议加大对职业农民的培养力度，同时完善、创新培训方式，如与手机APP应用平台合作，把农技服务延伸到手机上来，开展农技服务的精准投递等。农业新闻网